老龄产业真的是朝阳产业？

数年来中国老龄产业被视为“朝阳产业”，然而实践中企业却难以推开虚掩的大门。中国老龄产业“叫好不叫座”的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中国老龄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制约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有哪些？陈友华教授发表在《现代经济探讨》的“中国老龄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此作了深刻分析。

  2050年前，无论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还是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详见表1表2，数据量太大，苏悦君截出部分以飨读者）。不仅如此，60岁及以上人口内部也呈现出缓慢的高龄化倾向。这也是人们对老龄产业发展前景普遍看好的根本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老龄产业“叫好不叫座”的背后折射出老龄产业不仅受老龄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经济状况

  2005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老年人群主要生活来源集中在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劳动收入与离退休金养老金。其中离退休金养老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群体所占比例也仅由2005年的21.66%增加到2010年的24.12%。经过11年的连涨后，到2015年时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已超过2000元，但总体上来看，老年群体经济独立性较差、收入水平较低、整体购买力有限，而真正需要社会养老服务的高龄与失能老人的支付能力更低。

  老龄产业的有效需求多集中在有离退休金养老金的老年人群中。假设2010-2020年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主要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比例按照2005-2010间年均0.49个百分点增长，到2020年时也仅提高到29.02%。有离退休金养老金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低严重制约了中国老龄产业的发展。

  身体状况

  健康或比较健康的老年人不仅很少从市场上购买老龄用品与老龄服务，而且还是家庭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例如，祖辈看护孙辈的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管生不管养”的文化（陈友华、苗国，2015）。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时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的老年人占83.15%，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占13.90%，后一部分老年人需要老龄用品与老龄服务的比例虽高于前两者，但也不会太高，而真正需要老龄用品与老龄服务的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而这部分老年人仅占3%左右。按照笔者预测，2020年前中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比较稳定。

  国外研究表明，医疗护理与预防会延长患病人口和功能缺损人口的寿命，导致功能缺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增加（Gruenberg，1977；Kramer，1980），从而使老年人对照料和护理的需求进一步增大。许多实证研究也都表明中国老年人口的残障期正在不断扩张（Zimmer etc.，2002；杜鹏、李强，2006；杜鹏、张文娟，2009）。中国的护理与预防明显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由此推断，中国老年人的功能缺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可能要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老龄用品与老龄服务的需求也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家庭结构

  子女的多少是影响市场提供的老龄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郭琳、刘永合，2011）。家庭规模小型化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进而增加了对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依赖。

  中国的计划生育始于1973年，作为群体的独生子女最早诞生于1975年前后，他们的父母大多是1950年前后出生，这部分人群要到75岁、特别是80岁以后（2025年后）身体健康状况多才出现较多的问题，届时由于子女数较少（特别是独生子女），对老龄用品与老龄服务的需求将急剧增加。而1950年前出生的人较少或者根本没有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子女相对较多，借助于家庭照顾多能解决这部分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因而对老龄产业的需求也较小。

  城乡结构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时中国的老年人大部分居住与生活在农村，这一状况在未来数十年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受到众多主客观因素的长期影响，相对于城市老年人来讲，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更低，进而影响到中国老龄产业的孕育与发展。

  婚姻状况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普婚制与配偶间守望相助是中国沿袭至今的传统。守望相助是老年夫妇的服务需求得以满足的最主要途径，单身者（未婚、离婚与丧偶）由于缺少了配偶的支持，因而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依赖。中国老年人口已婚有偶比例稳定在七成左右，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老年人对老龄产业的需求相比于西方的老年人低。

  传统观念

  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理念比较滞后，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与保障力度的提高，老年人收入有了较快的增加，但老年人“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其次，老龄消费者通常比较节俭。曾经的苦难经历使得现在这批老年人的勤俭传统得以保持，使得他们对养老的期望较低。

  再次，长期形成的福利化养老认识误区，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模式，简单地把养老看成是国家的事，单纯地依赖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对养老服务要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不理解甚至抵触。

  最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认识。不支持、不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有的人还把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片面地归咎于非公有制经济，害怕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老龄产业领域会损害老年人的利益。中国老年人的传统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消费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老龄产业市场需求的形成。

  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滞后，虽然不利于老龄产业的发展，但增加了养老的物质基础，减少了老年人的需求，降低了对政府、社会与家庭的养老压力，从而有利于老龄化的应对。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滞后也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功能。伴随着消费观念的现代化，即时消费、超前消费、甚至负债消费逐渐流行，在这样一种消费观念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到老年以后，由于储蓄率急剧下降与养老物质准备严重不足，政府、社会与家庭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如此看来，中国老龄化应对压力到2025年后才真正开始显现出来。